-拉德拉-

随便记记
怕忘了

《存在主义咖啡馆》


她喜欢他的品德:“我不知道还能从谁身上学到快乐的艺术。他轻易地就能承担起整个世界的重量,所以它也不再重重地压在我身上;在卢森堡公园,清晨蔚蓝的天空、碧绿的草坪和太阳,就像在过去那些天气总是很好、我也最快乐的日子里那样闪闪发光。”

(波伏娃与梅洛庞蒂)


萨特逐渐把波伏娃当成了他的盟友,他最中意的对话者,他任何作品的第一个读者和最佳读者。他赋予了她雷蒙·阿隆曾在他早年学生时代扮演的角色:与之探讨任何想法的“会饮哲学家”(symphilosopher)。

 他们考虑过结婚,但两人都不想要一场中产阶级的婚姻——或者孩子,因为波伏娃决心不再重演她和母亲不愉快的关系。某个傍晚坐在杜乐丽宫(Tuileries)花园的石凳上,她和萨特达成了一项协议。接下来,他们做两年的情侣,之后再决定是否续约,分手,或以某种方式改变他们的关系。波伏娃在她的回忆录里坦言道,自己一开始被这种临时约定吓到了。她对这次交谈的叙述,充满了被强烈情感铭刻于心的细节: 

那里有一种用作靠背的栏杆,离墙壁稍稍有些距离;在后面那个像笼子一样的空间里,有一只猫在喵喵叫。这个可怜的家伙太大,卡住了;可它是怎么进去的啊?有个女人过来喂了这只猫一些肉。然后,萨特说:“我们来签一份两年的合约吧。”

幽闭、陷阱、窘迫,投喂行善的残羹冷炙:对于一个所谓有关自由的故事来说,这样的意象着实可怕,听起来就像是一个不祥的梦境。事情果真如此吗,还是她用象征性的细节丰富了记忆?

总之,惊慌平息下来了,协议也运转良好。他们平安度过了那两年时光,然后成了一段长期但不排他的情感关系中的搭档,并且延续终生。这种关系能维持下去,或许是因为到20世纪30年代末期之后,他们的关系里已经不再有性了。(她写信给纳尔逊·阿尔格伦说:“我们大概做过八年或十年,但在这方面相当不成功,于是不做了。”)他们还就两个长期条件达成了一致。一是他们必须告知彼此他们与其他人的性关系:必须诚实。当然,他们没有完全恪守这一条。二是他们之间的情感关系必须始终在第一位:用他们的话说,他们之间是“必然的”,而其他关系则只能是“偶然的”。这一条他们倒是坚持了下来,不过也因此赶跑了许多长期情人,因为他们慢慢都厌倦了被视作偶然。但那就是协定,每个参与其中的人都从一开始就知道。

(萨特与波伏娃的关系,我想要尝试)


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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